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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近年来，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巧借“村超”火爆带来的巨大流量，通过文体搭台、经济唱戏，积极引导群众发展乡村旅游、餐饮住宿、文创和农特产品营销售卖等，进一步拓宽群众就业和增收渠道。（图 视觉中国）
云南南华的清晨，山雾还未完全散去，七彩彝绣非遗工坊里已经有了细密的声响。绣架前，一根细针穿过布面，带出彝族服饰里代代相传的纹样。哪里该用缠针，哪里该用挑花，哪一处色彩要浓烈，哪一处线脚要收住，非遗传承人丁兰英耐心地手把手指导一名残疾绣娘调整针法与配色。
在旁人看来，这或许只是一个“手艺活”，但在彝族绣娘眼中，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活记忆、审美方式和文化密码。曾经，许多这样的技艺藏在山野、村寨和作坊之间，靠一代代人的手口相传延续下来。如今，它们被重新设计、转化，出现在首饰、包袋、摆件、服装、伴手礼和展陈空间中，从深山走向市集、展馆，登上更广阔的舞台。在这条从传统技艺走向现代生活的路上，许多身有不便的残疾手艺人，也开始通过针线、刻刀、染布和织机，找到参与文化创造、连接社会生活的方式。
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不同民族在长期交往、交流与交融中，形成了各自独特又彼此联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。对于民族地区而言，文化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穿在身上的衣饰、日常使用的器物、灵动欢腾的歌舞。
这些图案、器物与技艺，有的来自山川草木，有的来自神话传说，有的来自农耕、游牧或是节庆生活。它们不只记录美，也记录一个群体如何理解自然、融入自然。正因如此，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常被视为中华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这些遗存并未停留在过去，而是在一代代人的手中，持续生长为鲜活的文化印记。
从国家层面看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这些技艺提供了制度支撑。国务院先后公布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共计1557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包含3610个子项。共3997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，少数民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约1100余名。与此同时，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丰厚、存续状态良好、具备极其重大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，其中不少设立在民族地区。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温暖注脚。苗族刺绣、彝族服饰、藏族唐卡、蒙古族银器、水族马尾绣、壮族织锦、尔族艾德莱斯绸……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手工艺共同构成了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丰富肌理。它们各有来处，又在共同的文化空间中彼此映照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。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传统手工艺更多处于被保护的境地。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曾经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，但随着现代工业产品进入乡村，传统造物渐渐失去了使用场景。一些曾经家家都做、人人都会的技艺，慢慢被收进箱底。在技艺失传、传承人老去、年轻人离开乡土的现实难题下，针线、染缸、织机、刻刀和锤錾在日渐稀疏的使用中一度失去回响。
文创并非简单地把传统图案印在商品上，也不是把非遗符号变成旅游纪念品。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创，是在尊重文化根脉的基础上，让传统技艺找到与现代生活接续的方式。它可以是融入日常穿搭的民族风物，也可以是点缀生活空间的匠心装饰；可以是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单品，也可以是承载文化情谊的地方名片。通过设计、材料和使用场景的转换，原本属于村寨的传统技艺，通过大众传播迈入都市生活。
近年来，文创市场持续升温，尤其是国潮、文博文创、非遗文创不断破圈，让民间传统文化拥有了更多表达方式。202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，新疆“馕来了”毛绒潮玩、英吉沙土陶、艾德莱斯绸，云南果壳手摇铃、白族扎染、傣陶、海南黎锦织造等文创产品集中亮相。这些民族风情、地方风物和非遗技艺，通过现代设计转化为可感、可用、可传播的生活好物。
▲近几年，丁兰英将传承彝绣的接力棒交到了女儿陈海燕手中，后者带着彝绣上T台走秀、进博览会推介、开专题讲座，在扶残助残的同时，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澎湃热情为彝绣发展注入青春力量。（摄影 张西蒙）
丁兰英的彝绣，正是民族文化融入现代文创的生动缩影。曾经，彝族刺绣更多出现在传统服饰之上，承载着族群记忆和生活礼俗。后来，在丁兰英的带动下，上百位残疾绣娘重新拿起针线。她们把古老图腾绣进服装、手包、笔记本、礼盒包装和各类文创产品里，一针一线之间，彝绣不仅走出了大山，也走进了更多人的日常生活。随着一次次展览、走秀和交流活动的展开，这些来自深山的针脚还登上了巴黎、米兰等国际舞台，被世界看见。
文创产品与民族文化的结合，体现的不仅是审美与创意，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认同。一块布、一根线、一方石，连接着民族地区发展的多重命题，既关乎文化传承，也关乎产业培育；既关乎地方形象，也关乎个体命运。对于参与其中的残疾人而言，文创的意义也不止于一份收入：穿针引线、打磨雕刻、扎染剪裁、编织锻造，这些看似细小的动作，让他们得以真正参与到文化创造中，也为他们融入社会、重获自信提供了新的可能。
纵观文创产业的发展历程，也遵循着这样的客观规律。19世纪末，欧洲艺术家开始倡导艺术与设计的融合，将艺术创意运用到工业制造中，推动了欧洲工艺美术运动的兴起；20世纪初，德国包豪斯学派提出了“艺术与生产结合”的口号，促使设计领域逐渐成为文创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到了21世纪，互联网、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让文创产品的生产与传播变得更快，也让一件原本小众的手工艺品，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、购买和分享。
在中国，自2000年以来，文创逐渐从文化消费中的一个新鲜概念，成长为连接文化资源、创意设计和现代生活的重要产业。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发布的《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》显示，2025年全国规上文化企业营收达15.2万亿元，其中内容创作生产3.5万亿元，创意设计服务2.7万亿元；文博文创、非遗文创、潮流文创、数字文创、旅游文创五个重点领域尤为突出。
故宫文创是中国文创较早破圈的代表之一。2008年，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文化创意中心，同年故宫淘宝店上线；北京奥运会期间，故宫推出靠垫、披肩、服饰、手包等系列产品，让文创第一次以较完整的产品体系走进公众生活。随着《故宫日历》、脊兽书签、牌匾冰箱贴、“故宫猫”系列等一批文创产品陆续出圈，许多人意识到，民间传统文化不一定只能停留在展柜里，也可以被拿在手里、穿在身上。
时至今日，文创不再只是单纯地“把文化做成产品”，也开始承担更多社会功能。故宫文创融合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。
2024年5月12日，中国残联与故宫博物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双方围绕优化无障碍环境、开展残疾人文化服务、推动残疾人参与非遗传承和文创产业等领域开展合作。作为合作的重要实体成果，故宫文创融合馆于2024年12月1日正式开馆，集文创展示销售、无障碍文化体验、研学交流于一体，为残疾手艺人提供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展示窗口。截至目前，已轮动举办江苏、北京、浙江、四川、重庆、安徽、贵州、内蒙古等14个省（区、市）的残疾人文创作品展，形成持续的“文化接力”。
“以前我的作品只进过地方展销会、公益市集，人们来选购时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‘爱心’或‘帮扶’。”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姚静患有矮小症，从事非遗文创手工制作多年，对掐丝珐琅、剪纸、宋锦等项目得心应手。“大爱北疆 多彩人生”内蒙古残疾人非遗文创工艺美术作品展在故宫文创融合馆展览期间，她的作品受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喜爱。“能让内蒙古的非遗文创走进故宫、被更多人看见，我特别自豪。”声音很轻，却说出了许多残疾手艺人的心声。作品进入故宫，不只是一个展示的机会，更增进了他们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认同。
这也让民族地区文创助残的真正意义得以体现：这些具有清晰地域特点和文化辨识度的民族技艺，让残疾人能够凭手艺稳定谋生的同时，也在文化传承与社会参与中看见自身价值。
在宁夏银川玉皇阁旁的宁园，一家名为“王辉制砚”的小店里，琳琅满目地摆放着各种贺兰石雕文创产品。王辉手中的一块贺兰石绿紫相叠，质地细密，几刀下去，一方砚台已现端倪。从少年时意外失去双腿，到成为宁夏一级工艺美术师，多年与石头相处，王辉很清楚这门手艺靠不了一时兴起，靠的是日复一日地坐下来、磨下去。
如今，王辉的27名徒弟中有11名残疾人。“只要能拿得起刻刀，想学就教。”在他看来，许多残疾人行动不便，反而更能“坐得住”，愿意在一门技艺里长时间磨炼自己。很多传统手工艺最需要的，恰恰是耐心。它通常不是简单的机械劳作，也不完全以体力强弱决定价值。刺绣需要细致，扎染需要审美，雕刻需要沉静……许多技艺可以通过拆分工序、分级培训、居家制作等方式，让不同类别、不同程度的残疾人去参加了。
这种灵活性，在民族地区尤为重要。这些地区大多村寨分散，许多残疾人受身体、交通等条件影响，难以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全日制岗位。非遗文创、手工制作和居家生产，恰恰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突破空间限制，让他们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参与劳动、掌握技能、获得收入、融入社会。
姚静和王辉的实践背后，是文创助残的两个关键环节：作品要走向公共视野，技艺要传承延续。一次展出、一家工坊、一位师傅、一批学员，看似分散，却共同说明民族地区的文创助残，不能只用“有没有岗位”来衡量。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，让残疾人在技法、设计、创作、展示和销售构成的文化链条之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也让他们的劳动与民族文化的延续紧密联结。
残疾人文创产品进入市场，常常伴随着一个现实问题：有的人出于同情选择下单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道。消费者愿意为一件作品付费，可能是被创作者的故事打动，但最终仍要看它是否好看、好用，价格是不是合理、质量是否可靠。文创助残要有温度，也要有标准。设计是否新颖，交货能否准时，产品能否适应景区、展会、电商等不同场景，都是文创产品真正进入市场时要面对的问题。
广西工艺美术大师邓凤竹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。“桂林山水原本属于自然景观，游客看过、拍过，却很难真正带回家。”下肢残疾的她钻研桂林石画近40年，如今是桂林石画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在她创办的桂林惠仁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场里，残疾学员通过学习创作，把地方文化、手工技艺和产品营销售卖结合起来，让桂林山水变成一种可带走、可赠送、可收藏的文创产品。
个体的探索可以蹚出一条路，但要让这条路走得更宽、更远，还需要国家的托举和政策的扶持。
▲2026年5月22日，第二十二届中国（深圳）文博会重磅活动——“美丽工坊”残疾女性文创作品展，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13号馆温情启幕。本次活动汇聚全国众多匠心力量，来自全国各省市、自治区的40多家“美丽工坊”机构齐聚鹏城，绽放非遗文化的独特光彩。（图 赢家公益基金会）
“美丽工坊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铺展开来。这是由中国残联、全国妇联联合多部门于2022年发起的残疾妇女就业增收项目，旨在通过扶持手工制作企业和机构带动残疾妇女就业增收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已建成125家国家级“美丽工坊”，带动1.24万名残疾女性实现灵活就业、居家就业，人均年收入增长1.58万元。
对许多残疾女性而言，单纯学会刺绣、编织、皮雕、剪纸，并不代表生活会马上改变。作品做出来之后，能卖出去、卖得好，才是决定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的关键。“美丽工坊”的意义，正是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连接技能培训、居家制作、产品研制、展示销售的综合平台，让一门手艺不再停留在个人兴趣或零散劳动中，而是有机会进入更稳定的生产和流通链条。
▲2025年，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的“积善贵州·融耀同行——美丽追梦人时尚之夜”上，张艳梅与母亲同台走秀，并将她的代表作“万物祥生”苗族鼓藏衣带上“村T”舞台。（图 贵州省残联）
贵州台江的张艳梅，是首批“美丽工坊”的受益者之一。她创办了台江县仰黎苗族织绣工艺坊，让30多名妇女成为绣娘，也带领残疾姐妹承接苗绣订单。张艳梅一边坚持制作承载苗族记忆的鼓藏衣，一边把苗绣用于手包、包装、服饰等文创产品。她带领4位残疾姐妹历时8个月完成的“蝴蝶妈妈古歌苗族鼓藏衣”亮相2024年巴黎残奥会“美丽工坊 绽放巴黎”活动，把苗族古歌中的生命故事带到世界舞台。2025年，在黔东南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的“积善贵州·融耀同行——美丽追梦人时尚之夜”上，张艳梅又带着“万物祥生”苗族鼓藏衣走上贵州“村T”舞台。和她同台的，还有年近80岁的母亲潘玉珍。通过“美丽工坊”，她把个人命运、民族文化和残疾女性的自立织进了一条更宽阔的路里。
民族地区文创助残真正需要的，正是这种从“会做”到“会卖”、从“个人手艺”到“平台带动”、从“传统技艺”到“现代产品”的转变。像邓凤竹和张艳梅这样的先行者，带动的也不只是一个个订单，而是一批残疾人、留守妇女和困难群体重新找到生活的抓手。
政策也在把这条路往前铺筑。《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指出，要加大对非遗传承技能残疾人的培训力度，加强残疾人高技能领军人才教育培训，支持合乎条件的残疾人申报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。对于民族地区来说，这样的政策落点尤其重要。许多地方不缺文化资源，缺的是把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能力；不缺优秀的手艺人，缺的是持续培训、设计提升和市场连接；不缺感人的个体故事，缺的是能让作品长期畅销的机制。文创助残真正要补上的，正是这些中间环节。
文创助残的最终落点并非某次展览、某个项目或是某一批产品的短期呈现，而是要构筑一种既能“走出来”，也能“扎下根”的文化生态。这份事业既离不开政策普惠，也需要市场检验；既依靠传承人引路传艺，也借力创意设计与品牌赋能；既要讲好残疾人故事，也要打磨出高品质的文创作品。当文化资源、产品转化与人才成长共生共进，文创助残才能跳出短期展示的局限，铺就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富有生命力的文创好物，终究要回归烟火日常。它可以收纳于游客行囊，定格旅途美好记忆；也能够走进年轻人生活，化作穿搭摆件、社交分享，成为可以被大众感知民族文化的鲜活纽带。作品流转四方，传统手艺便能生生不息；技艺代代相传，手艺人方能安身立业。那些残疾人手中的针线、刻刀、染布、织机，也能为他们撑起一方更广阔的天地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